中国龙虎凤文化考古新发现 - 婚庆文化

中国龙虎凤文化考古新发现
原载《四川文物》1999年1期，本文据《凤与龙虎》修订，较为完善。

廿年来千百处考古新发现文化遗物重见天日，这些文物证实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说明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炎、黄、苗、夷等许多古民族混血而成的，早在夏王朝时已凝聚成全国多元一体的格局。现就民族融和及四川重要考古新发现作一简略汇报。

新石器（磨制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那时石制工具已很精美，还包含有泥塑人物，玉雕美术品，雕刻于玉、象牙等质地的图象。近年来又向前推延到12000年的前新石器时代。在黄河中下游及蒙古、新疆、云南、台湾各处前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至公元前12000年）已发现有几十处遗址及丰富的遗物。就墓葬来说，河南新郑的“裴李冈文化”（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900年）已发掘了700多座。原始农业所用的石磨盘、石磨棒、齿刃石镰等生产工具象征了农业经济的普及。南方稻作物，尤其是洞庭湖稻作物起源研究，肉类食品资源的利用方式（狩猎与饲养），都进行了探索。

新石器时代已有了许多图象、字符、文字。在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中有许多彩绘的陶纺轮。其中有一个陶纺线轮上绘有传统的“黑白太极图”图案。这个距今五千年前的黑白颠倒双鱼图是否即道教的“太极图”呢?屈家岭文化与四川大溪文化有联系。大溪文化是否与先夏文化有关呢?罗香林《中夏系统之百越》早就论及百越与夏族关系。蜀山的“崇伯鲧”似与越夏族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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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青海柳弯马厂的彩陶器上已出现了许多“卍”（汉语读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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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释迦牟尼出世早已有此吉祥符号。公元前5000年浙江河姆渡刻花陶豆上的“卍”纹又由鸟的颈咀组成。大汶口陶尊上的刻文有“山上太阳”及“有柄斧”（公元前5 000年）。河南临汝彩陶图文有“鸟噙鱼与立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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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非汉字系统的方块字如：半坡彩陶上的文字（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4300年），古代蜀国的方块字，贵州威宁陶器刻文，茂汶陶器文字，江西清江县吴城的商代陶文，贵州施洞芳寨的苗文，广西三江富禄公社摩岩石刻，资阳南市公社与灌县味江两地汉代岩墓内出土的汉道教铜印方块字。

中国文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奠定了农耕的基础。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800年），出现了大范围比较统一的文化。东至海，西至甘、青，北到河套，南及大江。这一以庙底沟文化为核心的统一体是早期华夏的主体（氐羌苗夷或龙虎凤三大系）。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780年到公元前2000年），文化的统一趋势更加增强。承继了西部仰韶彩陶文化，又与东方黑陶融合，并更含溶了许多地方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大整合“多元一体”凝聚的阶段性统一体。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500年）已分别进入夏王朝（下层）与商王朝（上层），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全盛期。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对各地区族系文化作了探讨。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的庙底沟类型与以龙图案为主的红山文化两个传统文化的南北结合是华（花）夏（龙）的基础。李学勤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对传统古史体系作了论述．提出了华夏国家的概念。该书充分运用古文献、甲骨文与金文、民族学与考古学资料，是一部集其大成的著述。

龙、虎、凤是中国古史上三大族系标志或徽帜。假说龙为氐（姬），虎为羌（姜）两大集团，凤鸟则有越、东夷、商、蜀、楚乃至西王母、郦山女等多系。在浙江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3300年）中就出了“双凤朝阳”象牙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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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砖上的鸟母西王母（貘）就坐在龙虎座上。这个鸟母即周秦所称的西方女王部（貘或貘母）。她在昆仑山上掌握日月的运行（司天文的女和月母，演化为斗姥）。南朝画像砖“吹箫引凤”（河南邓县出土）就是承继昆仑神仙道教的样本。同墓还同出有“巫师”画像砖可证。凤皇即道教人鸟山女祖鸟母（西王母，斗姥，龟山金母，月母）。凤是神化了的雉（野鸡），不是魏晋时期传人的孔雀。古周原有崇拜“宝鸡”之祭，周原有凤翔、麟游之县。泾川有古西王母祠。“巴人从比翼鸟，蜀人以文翰”。蜀山东至大巴山的贡品都是野鸡（雉）。蜀国多以鸟为徽帜又多为西王系之女王，可能是西王貘与崇伯鲧——禹的后裔。开明氏蜀女王以麒麟为白虎，又以鹄（非鹤）为白凤。西汉时蜀人的开明兽译为金马（吉黄），白凤译为碧鸡，播迁至云南。

龙虎和合（姬姜二姓之好）早见于仰韶文化墓中。河南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到5000年）墓葬中出土了三组蚌壳堆塑的龙虎，第一组在老年人尸体左右侧用蚌壳堆贴成一龙一虎。老人脚边正北方又摆置两极胫骨与蚌壳贴成的勺形图像（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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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的北方与东西两方埋着三个殉葬儿童。学者们认为脚下北斗勺形与双胫骨（代表后来的《周髀》）及龙虎亦是星宿表象。墓形上圆下方也是盖天说天文。第二组是龙虎鹿三堆塑，又放着一柄石斧。可谓是中国道教“龙蹻、虎蹻，鹿蹻”的起源（距今6400年）。第三组是人骑奔虎堆图。另有日、月图像（四组）。这些原始巫教神秘造型显然是道教龙虎交会，日月奔驰的直接渊源。道经以人鸟山凤皇御龙虎而传道于河源昆仑（今川青甘三省交会的俄洛草原）与此吻合。在甘肃大地湾屋内所画丧舞形象，河南临汝瓮棺上绘的“鹳鸟含鱼立斧图”，都不及此处龙虎北斗宗教形象之文化含义深刻。龙虎鹿三神兽是帮助巫师乘之上天的橋（蹻）。后来青铜器上的龙虎鹿图像，兽面纹（饕餮，梼杌，吞口）皆导源于6000年前。江汉石家河文化中的玉凤，兽面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影响，显然是夏朝文化波及之区。

巴蜀文化的研究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和丰富的资料。“巴蜀图语”的合符多至几百条，单体符纹有百余条。老关庙遗址的试掘开创了奉节县史前考古，为探讨巴文化起源．揭示古代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巴蜀东邻的新蔡葛陵楚墓中的一千余支竹简（古书）文化价值很高，它是河南省继信阳长台关楚墓后又一重大发现。墓主人是楚国的封君“平夜君成”。时间在公元前310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又出土了八百余枚竹简。包括《老子》，《太乙生水》，《五行》，《性自命出》等战国古籍。陕西宝鸡弓鱼国墓中的鱼凫形铜饰与广汉县三星堆鱼凫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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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墓中的虎图案也同于巴蜀。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大。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等十余部著作开辟了新路子。张正明《楚史论丛》探讨丁深广的问题。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十八册，研讨了楚文化的各方面内涵。尤其是《楚国历史文化辞典》巨著，给研究以方便全面的导引。四川也出版了《四川通史》及有关三星堆文化的几本着作。开始了三星堆凤鸟文化的探讨，自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至开明氏蜀国（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329年，历十二王为秦所灭）。

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及遗物敞开了相当于中原夏商周近两千年的历史。但还需从新石器时期的四川文化说起。王毅等学者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发现记》（《成都文物》1997年2期）报道了新津龙马古城（宝墩），温江鱼凫古城，灌县芒城，郫县杜鹃城，崇州双河古城五座古城。宝墩古城，无疑是迄今所知四川地区距今4000一5000年间最大的聚落遗址。这五个古城的探掘成果，由此撩开了长江上游五千年文明史的帷幕。刘兴诗《成都平原古城群兴废与古气候问题》（《四川文物》1998年4期）论证这些古城（兼及三星堆古城与双流瞿上城）是防洪的设施，并对三星堆的太阳崇拜，北城墙的探讨，马牧河的改道提出了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的见解。江章华《试论三星堆文化》（《成都文物》1998年1期）对四川文化提出了卓越的论述。成都平原的先秦文化可追溯到相当于中原龙山时期（距今约4500年前），前后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四个发展阶段。三星堆文化时代上限可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下限到殷墟文化二期。三星堆文化受二里头文化（夏）影响明显突出。二里头文化是从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沿长江而上经川东地区进入成都平原的。封口盉、敞口觚等器两地相类似，尤其是三星堆文化一期的一件高柄豆的圈足上刻划的“臣”字纹也见于荆南寺的一件罍上，臣字文又见于二里头二期一件小口尊肩部。此“臣”字纹也近似眼睛或民字（刺目之民众），尚待研究。也像一有喙与眼的鸟头，逐渐简化为符号。三星堆文化在新津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受到二里头文化及长江中游某些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一支新文化。三星堆文化特出的“鸟头柄勺”又见于宜昌中堡岛、路家河。鸟柄勺不仅是鸟族徽，也可能是“北斗”七星的象征，早在良渚玉器中已有“夏历”的象征物。道教“鸟母”（凤皇）掌管“中斗”可能源自夏历。此凤皇与昆仑山（黄河曲积石山原）龙族祖配正是“飞龙在天上七星（代表鸟母）”的龙（华）凤（夏）呈祥。

杜金鹏先生在《封口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1期）文中根据封口盉的传播路线恰好与文献记载“禹迹”的分布符合，推断商汤伐桀灭夏，夏遗民南迁有关。在四川有“禹生石纽”，“禹娶涂山（重庆市）”，也与夏遗民西迁有关。但桀伐岷山得两玉女名琬琰。黄帝娶西陵氏（蜀山、崇山）女与嫫母（西王国貘部）。嫫母生禺阳为任姓，后有禺号、禺京（禺疆）、禺强氏、番禺，处南海与北海为水神。这禺或即崇伯鲧之子“崇伯禹”。“禹学于西王母”就是回到舅家（今称外婆家）。祖己七世成迁为挚（鸷），有女归周，是诞文王（据《路史后记》卷五）。黄帝、崇山禹（禺）、周王皆与西王国貘部（貘，嫫，蒙，藐）有婚姻关系。正是龙族与“西王”凤族的“龙凤呈祥”。夏遗民迁至成都平原，夏禹在蜀山作“崇伯”水神，这些传说在考古上，文献上，民族融合上，都有难否定的事实。早在宝墩文化（4500年前，相当于中原“龙山时期）中已孕育了龙系巴文化（大巴山的蛇神）。甲骨文中龙、蟒、巴是同一字。虎系巴似出于龙族（廪君之先出自巫蜑）。甲骨文“虎方”（虢、虞皆分自虎）即虎巴。西土八国中无巴，但髳（苗）或即虎巴。蜀本龙族分支，蚕丛之民（臣）纹亦可视为蚕之形，与甲骨文蜀字近似。至鱼凫，杜宇又为鸟族（凤皇）所代。至开明氏蜀国，虽“五龙氏”仍强，已为虎巴所代。龙虎凤三部似皆出自“辛”（亲）。夏禹所人之“南国”（涂山）是《周南》虎方。虎巴文化又与鹄楚文化相近。

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有几本书和许多文章。由广汉市文管会编辑的《三星堆文化论文集》和三本学术佳作：段渝《三星堆文化》，屈小强《三星伴月》，樊一《三星梦魂》。此外还有见于《中国文物报》、《四川文物》、《成都文物》的论文约百余篇。目前尚须继续探索的三大问题是：（一）蜀文化本身的特点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蜀国各王朝分段。（二）巴、蜀、楚文化互相关联与凤、龙、虎族的同异。（三）三星堆出土玉器与良渚文化的关系；由东方夷、越来的文化，由西山（蜀、崇、蒙）与昆仑来的文化，诸文化的和成内容与时期。尤其是“夏”及夏前后文化渊源的继承和发展。

下面对《四川文物》刊登的一些研究论文特予推荐：1996年4期有四篇虎文化与彝族的佳作。1998年4期有三篇摇钱树论文，新角度探讨了由桃都通天神树到汉代神树的妙论。赵殿增《三星堆手的崇拜》（1997年4期），《三星堆眼的崇拜》（1997年3期）。陈显丹《三星堆一二两坑的性质》（1997年4期）。何志国《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1997年3期）中有关龙凤的研讨。邓廷良《黑虎女神》（1998年1期）。高大伦《蜀国鱼凫世代钩沉》（1998年3期）。以及许多文章都对三星堆文化作了深人的研讨。

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传说）的结合上，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创见。苏秉琦先生分中国考古文化为六大版块：（一）陕豫晋区（仰韵文化为主）。（二）山东区（龙山文化）。（三）湖北区（大溪文化）。（四）长江下游区（马家浜一良渚文化）。（五）华南地区（仙人洞，石峡，西樵山）。（六）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大地湾文化）。苏先生的名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论述了中国国家形成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分析了仰韶文化中“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差异，建立了考古的区系类型理论。在仰韶文化（庙底沟型的玫瑰花）与红山文化（龙）的结合上提出了“华夏”（龙的传人）系的形成，从中原到辽西的Y字形交合。这里还应提到安志敏先生的黄河流域大中心说，包含河姆渡，新乐，大溪，青莲岗小中心，石兴邦的两大集团（半坡与青莲岗）。佟柱臣的“三个接触带”（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大山脉），这些学说都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尤其是红山文化（辽西）与良渚文化（太湖）的大量资料出现，给中华多源一体整合文化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形成提供了充分证据。

广汉三星堆文化还揭示了国家形成与古代宗教与政权的系列问题。二里头夏朝文化与良渚越族文化的整合，崇伯鲧崇（蜀）禹，“西王貘”（蒙、岷）与中夏系统之百越问题，古史上龙系、虎系、凤系三大族团的渊源与融合问题（汉代图象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仰韶彩陶上的爬虫龙与红山文化的猪婆龙的龙文化，良渚兽面实为虎头（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9日第三版）与西陵蜀山虎文化，河姆渡“双凤朝阳”，大吴少吴的太阳金鸟崇拜，商燕鸟楚白凤（鹄）的雉神文化，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传说与考古文化的探索，当对中华多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古代巫酋政教合一的“国家”中母系转变为父系的神化与现实更值得研究。神树通天，神冠表职，神鸡报时，并见于良渚与《山海经》中。广汉三星堆文化跨夏商周三代，对三代国家农业基础应有反映。七千年来中国定农时（四时八节）的中斗七星历法在濮阳水西坡已形诸龙虎，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录》有精辟的论述。魏学峰等合作的《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探索》。樊一《三星寻梦》的出版发行，也许对祖国多源一体、整合统一的多彩文化有新的见解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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