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不婚问题研究

2019-02-22 2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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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不婚问题研究

摘要:同姓不婚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一条规则,但令人以优生学来解释并不成立。同姓不婚存在的原因在于“附远厚别”以及古代法律“类比的误用”和实际中的变通。苏力对同姓不婚所作的语境化解释不仅脱离了真实的历史情境,而且其本身的论证也存在问题。以同姓不婚为例,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在道德与法制、传统与现实、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纠结与平衡。

关键词:同姓不婚;优生学;

语境论;苏力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1-0076-07 

   同姓不婚问题在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以下简称《语境论》)中其实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考虑到苏力的学术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学界及本人的一些不同观点予以介绍。此外,即便我们并不因苏力对于同姓不婚问题的解释存在缺陷而怀疑他的语境论研究进路的意义,但他片面强调分析的“路数”,以为具体细节与结论正确与否无关大碍的研究态度却是应该注意和值得商榷的。对于民间法研究者而言尤其应该注意避免因“同情”而“理解”发生偏差。在此意义上,则同姓不婚问题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且重要的问题。

    一、同姓不婚的优生学解释及其批评

    关于中国古代同姓不婚的来源最流行的解释就是优生学。苏力是这样说的:“通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发现,如果近亲结婚,更可能出现畸形、痴呆的后代,这种状况造成极大的社会负担,是对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这种孩子往往还无法承担起赡养老人的社会责任。”在人口流动不大且甄别近亲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同姓不婚就是防止近亲结婚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制度”。苏力的论点显然是依据优生学,只不过他从社会经济条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与苏力相比,有些学者运用优生学对同姓不婚的解释就走得更远了。例如,南怀瑾就认为,“为什么中华民族发展得这么好,成为世界上优秀民族?这和我们古代同姓不婚的制度很有关系。以现代优生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古代了不起的好制度。同姓结婚,只要三代以后,人种就完了”。以优生学来解释不同民族与文明的发展差异肯定是简单而且危险的。因为文明的发展也依赖于地理、气候、文化等以及诸多偶然因素,而且如此运用优生学可能衍生出种族主义。

    优生学解释的重要根据是《左传》载晋公子重耳流亡路过郑国,郑文公不拿他当回事,叔詹向郑文公陈述重耳异于常人之处,其中之一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关键在于“蕃”字。笔者以为,“蕃”本义有茂盛的意思,这里取其象征意义表示“生命力顽强”“兴旺”的意思,“不蕃”是“衰败”的意思。因此,这句话的意思也即是说,同姓为婚按理说后代应该是会衰落的,虽然重耳父母都是姬姓,却至今未灭。不过这句话如果按优生学来解释也似乎说得通,即,同姓为婚所生的后代应该孱弱痴呆,但重耳却一直好好地活到今天。

    究竟上述两种解释哪种更合理,学者常金仓对两条材料的辨析可以作为参考。一是《左传》载子产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常先生认为,其中的“疾”应该解作“祸患”、“灾难”,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如果同姓结婚,婚姻当事人所在家族始而因联姻亲上加亲,戮力一心,继而因恩宠日衰,宠尽而怨来。另一条材料来自《国语》,司空季子说:“异姓则异德,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渎敬也。渎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常先生认为这段话主旨在于说明:“因为婚姻当事人属于同一族姓,婚姻一旦发生不幸,必将导致同室操戈,以致毁族灭宗,这样的婚姻不能保证家族人丁兴旺,巩固家族的社会地位。”所以,“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应该从社会的、政治的利弊得失而非优生学的角度来理解。“同姓不婚”可以利用婚姻来“结两姓之好”,从而避免同族内部发生祸乱,并壮大家族的势力。当然,“同姓不婚”也涵盖了部分的乱伦禁忌在内,因此也存在伦理的因素。而伦理正是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之所在。

    优生学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无法说明古代的交表婚与母方平表婚为什么会广泛存在。所谓交表婚就是指己身与父方姐妹的子女或母方兄弟的子女即姑、舅表兄弟姐妹间的婚姻。与交表婚相对而言的是平表婚,即已身与父方兄弟和母方姐妹的子女间的婚姻。如果从优生学来考虑,那么交表婚应该也是婚姻的禁忌才对。因为从血亲关系远近来看,二者并无差别。举个简单例子,娶表妹和娶堂妹其实是一样的,但后者却因同姓而在禁止之列。如果说古人同姓不婚只在操作简便,因此不够严谨,但是测定亲属问亲疏远近的服制早已有之,并且自西晋至明清一直都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古人并非认识肤浅或者贪图方便的缘故才将交表婚从优生学的考虑中排除,而是因为他们思考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优生学。这一点从服制的设计中也可以看出,例如,瞿同祖先生指出:“外祖父母血亲关系同于祖父母,但服不过小功,等于伯叔祖父母。舅姨的血亲关系同于伯叔及姑,但服同于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只小功。母舅之子及两姨之子则关系更疏,仅服缌麻,同于族兄弟姊妹。”可见,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仅取决于血亲关系,还与地缘关系有关。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正是古人重视地缘因素的写照。

    总之,同姓不婚并非因为优生学而存在,它的出发点主要在于通过婚姻联台异姓力量,避免内部纷争,壮大自身。还有就是伦理的考虑。“不过,同姓不婚在客观上降低了来自同一祖先者通婚的概率,对优生具有积极作用”。 

   二、中国古代法律及实践中的同姓不婚 

   近人王国维认为:“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因此,同姓不婚可谓源远流长。但正如瞿同祖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应注意法律与社会问的距离。因为,即便《左传・昭公元年》载有:“系之以姓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但《论语・述而》载:“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鲁昭公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子做夫人,为了掩饰,改夫人姓为孟,称吴孟子。可见,即便鲁国这样与周礼亲厚的礼仪之邦,统治者已经在规避“同姓不婚”的规定了。而且,“自从姓氏失去原来的意义,同姓并不一定是同血统的标志时,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就失去原义,逐渐成为历史上的遗迹了。法律上仍旧保留这种规定,实际上已与社会脱节,渐成具文”。所以,评判同姓不婚问题不能只看古代律法的规定,还要看实际中的情形,否则就可能先八为主的以为这一制度具有合理性,结果反而脱离了实际的历史情境。

   苏力并非是毫无根据地提出同姓不婚,然而由于心怀“善意”,抱着一种同情之理解,因此他在对相关材料的取舍上对反面证据不够重视。苏力在这一段的脚注中这样说:“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允许同姓结婚的一些个案,可参看,瞿同祖,同前。”他所指的是瞿同祖先生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然而正是在瞿同组先生这本著作中,如我前面所引述的,他强调应注意法律与社会的距离,同姓不婚虽然为法律规定所保留,但由于它与社会脱节,实际上已成为具文。例如,在《刑案汇览》中没有一个个案是单纯为同姓不婚而涉讼的。而且,从篇幅来看,瞿同祖先生3/4左右的篇幅都是在试图“除了告诉我们当时社会风俗已不以同姓为婚为嫌,在民问的普遍外,同时也可以看出法律与社会的失调即适应的企图”。可惜苏力忽略了这些内容。瞿同祖先生“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允许同姓结婚的一些个案”实际上不是规则中的特例,相反,瞿同祖先生的目的正在于说明它的普遍性。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指出:“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苏力在材料的取舍上显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笔者并非是说苏力故意避重就轻,实际上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做了解释。他说:“当然,也正是在从这种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与这一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相违的许多司法特例,例如,一些允许同姓结婚或无需媒妁之言父母包办的特例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显然,苏力是将那些“个案”作为特例看待的。他这样解释:“事实上,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同前)发现的情况一般都比较晚近,同姓已不具有原来的意义了。其次,这些案件都可以比较容易甄别是否亲属的。第三,这些案件往往是发生在城市或城镇,这里的同姓已不像在乡村中的同姓,后者明显是近亲属的痕迹。”这几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瞿同祖先生所举例子虽然是晚近的史实,但笔者在前面所引《北史》和《唐律》的例子都足以说明同姓的意义并非是在晚近时候才为人们所认识并发生改变的。其次,同姓并不是甄别亲属的简便办法,相反,它不仅有遗漏而且还经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最后,乡村和城镇在这一点上并无实质区别,更多的材料表明不拘守同姓不婚的例子就是发生在乡村。用前引唐化经一案中刑部的说法:“但愚民不谙例禁,穷乡僻壤娶同姓不宗妇女者往往有之。”况且,所谓“这些案件往往是发生在城市或城镇”也并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持。

    苏力论证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片面强调研究进路和方法的重要性,对于具体的分析结论和细节不大注重。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苏力说:“由于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注重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而是这种分析的‘路数’。”并且认为,“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对这一‘理想型’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但是一般说来(注:原文如此),这既不影响这一理想型的构建,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方法论讨论的意义。”从逻辑上讲,苏力的话并没有错。因为,“在一个论证中,论据是虚假的,并不因此论题也一定是虚假的”。不过也要注意,“论据虚假,却表明了论证是不正确的,却表明了论题没有得到证明”。由于苏力并没有为同姓不婚提供有力论据,所以依我对此问题的研究看来,他对同姓不婚的正当性说明并不成立。而同姓不婚又是作为他论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论据,进而他的整篇文章都因为论据与论证上的问题使得语境化论题的说服力也受到影响。当然,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质疑语境论。正如苏力所说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因对同姓不婚的质疑而否定他的中心论题。不过,借用他在《语境论》一文中的一句话:“但如果从知识上看,它无法满足智识的要求。”因此,我对于苏力一开始就以提出细节无关大碍的方式来预先为自身研究可能有的缺陷做说明,并对可能的批评以如此方式来应对,感到不满意。苏力自己在文章中讲到,语境论的进路,“要求聆听,要求一种充满博爱之心的理解,要求细致的调查、对大量相关细节的辨识和把握,它要求耐心,‘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然而我们从他对同姓不婚问题的解释上并没有看到足够的细致,从他对读者预先的提醒中似乎也没有看到聆听批评的开放性态度。

    苏力在《语境论》一文中提醒读者:“本文对这一进路所作的方法论概括,只是试图帮助读者在其他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上运用这一进路,是为了获取这种研究能力的一种练习或训练,而并非获得恰当或真确结论的保证。”因此读者应该注重的是分析的“路数”,而非具体的分析结论。在大致同一时期写作的《送法下乡》一书的导论中,苏力同样希望读者“注重本书的分析论证,而不是仅仅关注本书的一些结论”,并表明自己较长时期以来在研究和写作中一直潜心努力的另一个追求就是“对于方法的思考,对于思维方式的训练,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者自身的考察和反诘”。然而,恰恰是在分析论证上,无论是苏力对可能的批评的预先应对,还是他在《语境论》一文中对同姓不婚问题的处理,都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

    苏力坦承,语境论的一个学术弱点在于“它对于其他学科乃至社会的知识的高度依赖,它要求‘无情的渊博知识’,而这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太高的要求,因此,它实际是一个无法彻底贯彻的方法,尤其对于从事实务的律师而言。”这一点他说得很对。与此同时,我也赞同他说的:“但是,存在这个弱点并不是放弃这一进路的理由,而只是对我们运用它时的一个警示。”正是通过同姓不婚的问题的考察,我们注意到在运用语境论的方法时应该避免功能主义走向极端,否则“善意的重构”可能反而难以探寻到这一现象存在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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